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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

（《汉书》本传）。

东方朔也自知他这样的人“应似俳优”

（《汉书》本传）。

就是辞赋大家，汉武帝误以为古人而“恨不同时”

的司马相如，也并不以文人为荣。

他的人生理想，还是要作一个政治家或儒学学者。

他羡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

，可见一斑。

晚年司马相如因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称病离开了宫廷。

总而言之，对文学价值更高的重视和更深刻的认识，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才出现。

汉代文学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出现了普及于全国的文学样式，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学网络。

这一点截然不同于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并在后世得到长期延续的现象。

先秦时代的政治局面，是诸侯分封，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

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

《诗经》有王畿的“雅”

与地方的“风”

之区别，“风”

又有十五国风；

《诗经》全体又与楚辞构成南北文学的区别，等等。

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首先为全国性的文学交流准备了条件。

汉以后，地方性的文学样式渐渐消歇，代之以全国性的文学样式。

以汉赋为例，西汉前期的辞赋，尚带楚辞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后的辞赋，则已吸收了先秦时代南北文学中的多种成分，如《诗经》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华丽表现，战国诸子散文的论辩色彩和夸张渲染的手法等等，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样式。

至于汉代才出现的五言诗，也不是在一个地方文化圈里形成的。

虽然我们对五言诗如何萌发的情况尚不够清楚，但至少可以说，当它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性的文学样式了。

上述现象又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文学网络的存在直接相关。

先秦时代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圈，虽相互影响，但却是平行的存在。

在汉这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政治中心自然成为文化中心；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关系，而是统驭关系。

文学风尚的传播，以京师（尤其宫廷）为中心向地方扩散，同时地方也向中央反馈。

这情形犹如东汉童谣所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

譬如汉代诗歌演进为整齐的五言形式，自然不可能是全国齐步一致，这一种苗头，也许在京城首先出现，也可能首先在某个地方出现，但必定是经过中央乐府机构的采纳，才能散播到全国去。

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的作品，这也是汉代文学值得注意的特点。

像司马迁那种在全国范围内的漫游，颇有一种象征意味。

他所面对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许多诸侯国，而是一个广阔而完整的世界。

这个世界必须从巨大的时空意识出发，才能给以完整的描述，于是就孕育了规模空前、包罗万象的《史记》。

《史记》在今天看来，是一部从“五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