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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卜德的文字之交（第1页）

1934年10月1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将卜德（DerkBodde）所著《左传与国语》汉文本重作，一天毕，约四千字。

……卜德，哈佛大学派到北平之研究生，来平两年，竟能以汉文作文，其勤学可知。

所作《左传与国语》一文，写来已数月，予初托孙海波君改，谢不敏。

希白亦谓无办法。

予嘱其寄来，今日费一日之力为之，以就稿改削不便，索性猜其意而重作之，居然可用矣。”

这篇由顾颉刚根据卜德意思大加改写而成的论文两个月后即刊发于《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第161—167页）。

《燕京学报》第16期本来应该由顾颉刚主编，但因为继母1934年8月去世，顾回杭州奔丧并处理后事，编辑工作交给了燕大国学院同事容庚（希白）。

据日记可知，顾颉刚在离开北京前就已收到了卜德的论文，但修改工作一直没能落实，最后只好让容庚把稿子寄到杭州，自己动手来改。

替别人改文章是一件难事，更别说是为一个美国人改中文文章，所以即使是容庚、孙海波这样的国学专家也只好敬谢不敏。

但会者不难，顾颉刚居然用一天时间就修改完毕，难怪他不无得意，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我真不懂，别人的本领何其小，我的本领何其大？大约此无他，有胆量敢负责任否尔。”

如果没有顾颉刚的胆量和负责，卜德的这篇论文恐怕就无缘《燕京学报》了。

卜德在北京留学期间（1931—1937）曾经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翻译成英文，并写了几篇英文文章，但中文文章则只有《左传与国语》，就笔者所知这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章。

关于《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结论：《左传》与《国语》本来是一本书，所谓《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

晚清以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有梁启超、钱玄同等今文经学学者，反对者则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学者。

卜德是第一个对此发表见解的美国学者，他的观点认为《左传》与《国语》是两本书。

在这篇文章中，卜德首先从语言层面分析了两书的一个明显差异。

他指出，“《左传》最喜欢引《书经》和《诗经》，《书》，它引过四十六次；《诗》，引过二百零七次。

但是那部比了《左传》分量约少一半的《国语》，所引《诗》、《书》并不止减少一半，它只引了十二次《书》，二十六次《诗》。

这实在太少了！

尤其是《诗》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

况且《国语》引《诗》不但只有二十六次，而在这二十六次之中，有十四次都在一篇里。

所以，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余十分之九的书里，只引了十二次《诗经》而已。”

对于这一巨大的差异，卜德认为只有两种解释：“一、《左传》和《国语》所根据的材料不同；二、《国语》的作者对于《诗》学没有深研，或者他对于引《诗》的癖好及不上《左传》的作者。”

除此之外，卜德又指出另外一个语言上的差异：“《左传》和《国语》中提到的‘天’字，真是多不胜数。

然而“帝”

或‘上帝’两个名词（用作‘天’解，不作‘皇帝’解），在《左传》中只有八次，而在分量少了一半的《国语》里却已说到十次。

‘上帝’不单称‘帝’，《左传》中只有四次，而在《国语》的十次之中，只有一次单言‘帝’，余俱为‘上帝’。”

这样的大差别，应当不是偶然的。

在分析完语言上的差异之后，卜德又分析了两书内容上的差异，这里他不是像分析语言问题那样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一位中国学者——钱玄同的观点为靶子。

钱玄同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一文（载《古史辨》第一册）中认为《左传》和《国语》是由一书瓜分为二而成的，他的理由是：（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国语》所存春秋时代底周事尚详；（2）《左传》所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而齐语则专记此事；（4）《晋语》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6）《楚语》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8）《越语》专记越灭吴之经过，《左传》全无。

卜德认为钱玄同的这几点理由看似有理，但如果深入考察，还是可以打破的。

卜德指出，在讨论细节问题之前，首先需要从总体把握《左传》、《国语》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宗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