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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部分（第1页）

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在各个方面作自由畅达的表现，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

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业已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用在词里。

这使词的内容丰富了，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音律准确与否不那么重要了，语词清雅与否也不那么讲究了，英雄语、悲凉语、儿女呢喃语、日常谐谑语都写入词中，仿佛把花旦青衣换成了乡间村姑，雕梁画栋的深院换成了桑麻稻菽的农舍，二八少女换成了关西大汉。

这种词风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宜”

，但也有使词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

尤其是一些才情不足的词人，常常会把词写得粗糙无味。

词在整个宋代仿佛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散文，特别是所谓“古文”

，在北宋曾有很显著的发展。

所谓“唐宋八大家”

中占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一时之盛。

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也是在发挥它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致相同。

而且，由于宋代道统文学观的势力较唐代尤盛，他们所受的束缚也更大。

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家，就是在这种束缚中寻求一条合适的道路。

他们既需要遵循“尊道”

“明道”

的原则，又需要抵制以道废文的极端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散文的艺术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宋代文人的个性较之唐人明显偏向温雅平和，无论韩文的奇崛雄肆还是柳文的峻洁幽丽，对于他们都有些不合适了，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散文风格。

在抵制了极端的道统派又阻止了一度流行的模仿韩愈、以生涩险怪为特征的文风之后，宋代散文开始走上自身的道路。

在文体上，欧阳修、苏轼等人眼光要宽广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

在语言风格上，他们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

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

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

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

不过相较于韩、柳之文，可以感觉到北宋诸大家散文的感情强度及语言的张力是有所减退的。

但在宋代理学家看来，无论韩柳还是欧苏，尽管他们标榜儒道，却还是文人气过重；他们的文学追求仍然有害于道。

因此随着理学渐盛，宋代散文也不得不走向衰落了。

而自唐宋古文受到程朱等人的攻击，后起的所谓“古文”

如明之“唐宋派”

、清之桐城派，都沾上一股道学气息，并非直承唐宋古文一脉了。

一直到宋代为止，正统的文人文学仍旧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某些深刻的变化，在宋代已经发生了，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古代文化烂熟时期又是一个向近世文化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就是这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它开始直接地影响了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形式的嬗变与演进。

文人文学中诗、词、文的传播便与这一现象有关。

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的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今杭州）的作坊林立、买卖兴隆，其实都反映了流通的加速与拓展。

文人的作品有时也会成为这种流通中的商品，因而越出了孤芳自赏的小天地而走向众人传观的市场。

例如曾巩《苏明允哀词》称三苏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

，这种广泛的传播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文人的圈子内。

商人为了赢利，常选择迎合读者趣味的名家作品来粗滥地刊刻，曾使得苏轼跌足而叹，毫无办法（见苏轼《与陈传道》）。